吕夷简
吕夷简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字坦夫，汉族，寿州（治今安徽凤台）人。宋真宗年间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宋仁宗立，任宰相。吕夷简则出身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是宋真宗时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其祖父龟祥曾任安徽寿州知州，故移家寿州。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议和划界，返朝后升任知制诰之职，成为真宗的近臣；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吕夷简吗？
吕夷简简介——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吕夷简人物简介
吕夷简（978年－1044年10月3日），字坦夫。祖籍莱州（今属山东），后移家寿州（今安徽凤台）。北宋著名政治家，司空吕蒙正之侄，光禄寺丞吕蒙亨之子。
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登进士第，初补绛州军事推官。后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职参知政事。天圣六年（1028年），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道二年（1033年）罢相，不久复职。景佑二年（1035年），加右仆射，封申国公。次年，因与王曾争事，二人同时罢相。康定元年（1040年），由判天雄军复入相。庆历元年（1041年），徙封许国公，判枢密院，改兼枢密使。次年，因病以太尉致仕。庆历四年（1044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嘉佑八年（1063年），配享仁宗庙庭。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其像于昭勋阁，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吕夷简辅佐年幼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北宋国内国外诸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有集二十卷，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十一首。
为政举措
安抚边疆
吕夷简在处理宋与辽、夏关系，巩固边防方面卓有贡献。他任用范仲淹用兵西夏，派名臣出使辽邦，与两国达成和议，实现了和平，保护了国内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上述关系的处理上，吕夷简对辽夏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过巨，加重了国内财政负担，这是应当指出的。
知人善任
在用人上，吕夷简对反对他的人不够宽容。这些人物常常被他贬往远方任职，如孔道辅、范仲淹等。欧阳修批评吕夷简 “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
但是，吕夷简对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还是能够重用的。常常一面薄惩示威，一面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故《宋史》称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吕夷简 元琏,吕夷简与范仲淹的恩怨
发现滨州
□李观伟
吕夷简，字坦夫，北宋时人，宋代著名政治家。吕夷简祖籍莱州，出身于世宦名族，伯父吕蒙正是宋太祖时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吕夷简在仁宗朝三次拜相，前后执政时间长达十三年，直接影响北宋政坛二十三年之久，是宋朝立国以来任相时间仅次于赵普的宰相。吕夷简官高位崇，在他所担任的一系列官职中，有一个并不起眼的职位：滨州知州。
据康熙《滨州志》记载，吕夷简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考中进士，现担任通州通判。任职期间，河北遭遇水患，吕夷简治水有功，经选拔升任滨州知州。来到滨州以后，吕夷简沿河修筑堤防，开渠分导水势，使得滨州这个濒临黄河、渤海，水患频发的地区“岁无淹涝”，人民生活逐步安定。在滨州任职期间，吕夷简深刻体会到了当地百姓的苛捐杂税之苦。当时的税赋之多、之滥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比如当地百姓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具也要上农器税，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看到这种情况，吕夷简认为“农器有算（税），非所以劝力本也”，决心上书朝廷，仗义执言。吕夷简的上书，得到了宋真宗的首肯，下诏不再收取天下的农器税。吕夷简的这次上书可以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恩泽所及，遍于天下。
吕夷简身后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忠臣，有人说他是奸臣。庆历年间北宋名臣孙沔、蔡襄、欧阳修等都曾上书弹奏吕夷简，以为“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一代大儒朱熹虽没明言吕夷简为奸臣，但极度贬低夷简。然而著名史家李焘却评价他：执政时间最长，虽然多次被言官弹劾，但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他所罢免的大臣，许多很快便又得到重用，不一棍子打死；“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这个评价可谓中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名臣范仲淹的恩怨中窥见一斑。
明道二年（1033），仁宗皇后郭氏被废，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吕夷简态度迥异，两人之间掀起了激烈的斗争。
宋仁宗皇后郭后嫉妒成性，心胸狭窄，行为蛮横，而且立后九年，依然无子，于是仁宗有废郭后之意。宋仁宗宠爱一位姓尚的美人。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议论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
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一巴掌打在宋仁宗脖子上。指甲在宋仁宗脖子上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郭后这个举动，成为废后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吕夷简赞成废郭后，而范仲淹极力反对。史家多以此视吕夷简为奸臣，而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冒死极谏，是个英雄。事实果真如此吗？先让我们看看吕夷简所参与选定的皇后曹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宋史·后妃上》记载，“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宫中卫卒作乱，曹后英勇机智，保驾仁宗，平定叛乱。仁宗无子，引四岁的濮安懿王允让子在禁中，由曹后亲自抚养，是为英宗。英宗即位，曹氏被尊为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检会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
神宗继位之后，曹氏年事已高，皇帝还经常就军国大事咨询于她。这是一个勤俭、贤慧并且能干的皇后，可见吕夷简并没有选错人。吕夷简舍弃郭后而定曹后，不仅仅符合仁宗的要求，巩固了皇室，更重要的是符合国家稳定的利益，吕夷简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
其实，封建社会宫廷之中，立后与废后，都是国之大事。吕、范在维护大宋封建统治这一点上其实并无分歧，所争也只是一个人选问题。以此论吕、范之忠奸，实在是看轻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政治家。
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出任权知开封府事，他认为吕夷简选拔干部多出其私门，于是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选拔干部“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并进一步指出进退近臣必须由皇帝自己把握，不能全委宰相吕夷简。史书记载，吕夷简看到《百官图》非常不高兴，但他隐忍并没有发作。
后来，契丹国的南侵野心加剧，范仲淹主张建都洛阳。宋仁宗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特别注重追求自己名声而缺乏必要的政治才干，徒有虚名而已。仲淹闻之，上“四论”攻击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人主之柄。吕夷简恼羞成怒于是以“越职言事”罪名，把他请出了京师，并且让人上书，请求在朝堂立一块“朋党榜”把范仲淹等人名字写上引以为戒。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三人为范仲淹鸣不平，皆坐贬。
景佑四年（1037），吕夷简也因朋党之争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这是景佑年间的吕范“朋党之争”，双方真刀真枪的斗了一回。
不过两位名臣的争斗尚属“明争”，并无“暗斗”，所论也属“国事”而非“私仇”，也透出一些君子之风。
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宋，西北前线形势吃紧，范仲淹调至抗击西夏前线，官复原职，知永兴军。吕夷简也再次拜相，他主动对宋仁宗说：“范仲淹是当世的贤臣，朝廷要任用他，怎么能只是官复原职呢？”于是任命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仁宗为之感动，认为吕夷简是长者。范仲淹面谢吕夷简：“先前因为公事触犯相公，没想到相公竟然这样奖励提拔我。”吕夷简说：“我怎么敢再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
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担任延州知州，继续抗击西夏。鉴于西夏首领元昊有悔过之意，范仲淹给元昊写了一封信，晓之以利害，不料元昊复信态度极其傲慢，不堪入目者比比皆是。范仲淹大怒，当着使者的面烧掉了来信，而暗暗录副本以上报于朝廷。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许多大臣都认为范仲淹不应当与元昊私通书信，更不应该焚书灭迹。范仲淹为自己辩解不及。吕夷简也对范仲淹的鲁莽大不以为然，私下里曾说：“作为臣子不能私自与外国交涉，范希文竟然擅自写信给元昊，收到回信又烧掉，别人谁敢这么做？”不久宋仁宗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此事时。大臣宋庠厉声说：“范仲淹可斩！”杜祁公时为枢密副使，说：“范仲淹的本意是想要为朝廷招降元昊，怎么能过深的责备呢？”极力为之争辩。宋仁宗征询吕夷简意见，吕夷简说：“杜祁说得对，只能从轻处罚罢了。”并进一步向仁宗解释：“大将在外，有些事不能全由朝廷控制。两国交兵，使者、书信往来也是于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加罪范仲淹。”仁宗怒气渐消，范仲淹降一级，任耀州知州。
吕夷简以国事为重，不念旧恶，保护了范仲淹。两位曾经矛盾重重的朝廷重臣终于在边境战事叠起、国难当头之时，在同心戮力以扶王室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因病辞相，推荐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入朝辅政。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听说吕夷简对自己的推荐，也谦卑地写信自咎，宽阔胸怀与豁达气度跃然纸上。辞相后，吕夷简居住在郑州。此时的范仲淹也因庆历新政失败，自参知政事降为河东陕西宣抚使。他路过郑州专程拜见吕夷简，这时范仲淹经历了权力中心的种种磨难，对吕夷简的所作所为有了切身的感受，言谈之中“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
不久，吕夷简病逝。时范仲淹正在边关，闻讯后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吕夷简，一代名相，滨州父母官；范仲淹，旷古名臣，滨州的骄傲。吕范二人以天下为己任，都具有坦荡的胸襟，他们由激烈的“君子之争”走向心心相印的恩恩怨怨，值得人们深思。（风水www.azg168.cn）
《宋史·吕夷简传》的全文翻译
原文：
吕祖泰，字泰然，吕夷简六世孙，吕祖俭从弟，寓常之宜兴。性疏达，尚气谊，学问该洽。遍游江、淮，交当世知名士，得钱或分挈以去，无吝色。饮酒至数斗不醉，论世事无所忌讳，闻者或掩耳而走。
庆元初，祖俭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余，语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义必以言报国，当少须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俭没贬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愤之，乃诣登闻鼓院上书，论韩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其略曰：“愿亟诛侂胄及师旦、周筠，而罢逐自强之徒。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预闻乎？”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谠亦以为言。乃杖之百，配钦州牢城收管。
初，监察御史林采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无惧色。既至府廷，尹为好语诱之曰：“谁教汝共为章？汝试言之，吾且宽汝。”祖泰笑曰：“公何问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与人议之乎？”尹曰：“汝病风丧心邪？”祖泰曰：“以吾观之，若今之附韩氏得美官者，乃病风丧心耳。”
祖泰既贬，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赆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间。侂胄诛，朝廷访得祖泰所在，诏雪其冤，特补上州文学，改授迪功郎、监南岳庙。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回·忠义十》有删改）
译文：
吕祖泰，字泰然，是吕夷简的第六代孙子，居住在常州的宜兴。性格粗犷豁达，崇尚义气友谊，学问广博（该洽：广博）。游遍长江、淮河地区，结交当代知名人士，得到钱物有时分给他们携带离去，没有显现吝啬的神色。酒喝到几斗也不醉，议论社会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忌讳，听说的人有的掩住耳朵跑走了。
庆元初年，吕祖俭因谈论世事（被贬谪）安顿在韶州居住，不久迁徙到瑞州。吕祖泰步行前往探望他，逗留了一个多月，告诉自己的朋友王深厚说：“自从我兄长被贬，各人紧闭嘴巴（箝qián：通“钳”），我虽然没有官位，但按道义一定要用语言报答国家，（但现在我）应当稍稍等待，现在不敢因为我连累我的兄长。”等到吕祖俭在被贬的地方去世，嘉泰元年，周必大被降职少保（官职名）并要求退休回家，吕祖泰对此愤恨，就到登闻鼓院呈上奏书，讲述韩侂（tuō）胄有目无君王的野心，请求诛杀他来防止祸乱。奏书中大致说：“希望快快地诛杀韩侂胄以及苏师旦、周筠，而且罢免贬逐陈自强这类人。只有周必大可以重用，应该让周必大取代韩侂胄，不然的话，情况将会不可预测。”奏书发出后，朝廷内外的人大为惊骇。皇上传下圣旨：“吕祖泰怀私怨呈上奏书，语言狂妄不羁，发送到连州拘禁管制。”右谏议大夫程松和吕祖泰亲近友好，恐惧地说：“人家知道我一向与吕祖泰交往，大概会认为我预先就听说了（这篇奏书的内容）吧。”于是独自上奏说：“吕祖泰有应当诛杀的罪过，而且他上书一定是有人教唆他。现在纵然不杀他，也应当施以杖刑，脸上刺字，流放到偏远的地方。”殿中侍御史陈谠也这样说。于是杖脊一百下，发配到钦州的牢房收押管制。
开始，监察御史林采说诡诈风气的形成，从周必大开始，所以有了把他降为少保的诏命。吕祖泰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希望用自身唤醒朝廷，他没有畏惧的神色。到了州府的堂上之后，府尹用好话劝诱他说：“是谁教你一起写奏章？你试着说出来，我将会宽恕你。”吕祖泰笑着说：“你怎么这样愚蠢地问呢？我本来知道一定会死，却会接受别人的教唆，而且与人一起讨论吗？”府尹说：“你丧心病狂了吗？”吕祖泰说：“依我看，你们现在依附韩侂胄而获得美官，才是丧心病狂啊。”
吕祖泰被贬斥之后，途经潭州出京城。钱文子担任醴陵县令，私下赠送给吕祖泰路费礼物（赆jìn：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韩侂胄派人探寻吕祖泰停留的地方（迹：踪迹。这里作动词，探寻踪迹）。吕祖泰于是躲藏在襄阳、郢州之间。韩侂胄被杀，朝廷探访后找到吕祖泰藏匿的地方，下诏令洗雪他的冤屈，特别下令让他补任上州文学，后来改而授予他迪功郎、监南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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