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死后49年时，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清政府1909年颁发新律时，规定禁止蓄奴，至此，吕氏子孙才摆脱了为奴作婢的命运。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吕留良吗？

吕留良——清朝最大的文字冤狱主人公、杰出的学者

　　吕留良生平简介

　　自幼失怙 博学多艺

　　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629年2月13日），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即公元1683年10月3日），享年五十五岁。出身封建仕宦家庭，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其父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主要功绩是将繁昌县的三台山修筑完成，后因病辞官，回归故里，为人乐善好施。吕元学正妻郭氏，为元学育子3人：大良、茂良、愿良。天启元年（1621）之后，吕元学娶侧室杨氏，生第四子瞿良。崇祯元年（1628）九月，吕元学病逝。4个月之后，即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侧室杨氏在崇德县登仙坊祖居生下遗腹子吕留良。由于其父早逝，杨氏体弱多病，留良由三兄愿良夫妇扶养。三岁，嫂亡，过继堂伯父鸿胪寺丞元启为子。

　　留良幼时即“颖悟绝人，读书三遍辄不忘”，八岁能文，十岁时，三兄愿良建澄社于崇德，东南士子千余人，往来聚会，征选诗文，评议朝政，留良深受影响。崇祯十四年（1641），孙子度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留良十三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子度赞赏，并被视为畏友。吕留良博学多艺，有二十四绝技，“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辄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1]

　　抗清失利 评点时文

　　明亡后，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长留良四岁）于顺治二年（1645），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宣忠曾署总兵都督佥事。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监国鲁王加封宣忠为扶义将军，给与敕印，令其还至太湖，率部抗清。后大战清兵于澜溪（太湖下游，乌镇附近），兵败。宣忠遣散所部，入山为僧，后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就义之日留良曾为其送行。国仇家恨，使留良痛心疾首，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吕宣忠）之亡，一呕数升，几绝。”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结集称为《万感集》。由于在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厉耦耕诗》记载有“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新”的诗句。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吕留良兵败后隐居行医，他虽于清顺治十年（1653）改名光轮，应试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后来雍正因此在《大义觉迷录》中指责他“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对于这段应考经历，吕留良在其后的诗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他一直以“失脚”来比喻这次出试：“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顺治八年（1651）冬，其兄吕愿良在贫病饥寒中死去。由于儿子宣忠已死，吕留良为其操办后事。顺治十一年（1655），陆文霦约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时，吕留良欣然应允。于是，他们两人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从事评点工作。因为他们评选的是从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三年（1646）开始八股取士到顺治十一年（1654）共五科的文章，故名《五科程墨》。留良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

　　倾接儒士 文以明道

　　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吕留良嗜砚成癖，曾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吕留良的长子葆中称父亲吕留良“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黄宗羲从其所好，赠予吕留良一方八角砚。吕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两年后，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至梅花阁执教。留良与宗羲、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旦中等，相聚于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之振、自牧共选编《宋诗钞》九十四卷。留良为所选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此举震惊社会，而留良怡然自得。从此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在今桐乡县留良乡），自开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其时诗朋文友大半散去，独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身益隐而名益高。八年（1668）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讲学，“共力发明洛闽之学”。另一方面他又编辑刻印程朱遗书，“以嘉惠学者”。此时他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他开“天盖楼”刻局，自选自刻，自己经营发行，一时之间“天盖楼”选本风行全国。吕留良通过评选八股文，宣传他严“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张。这也就是《行略》中所说的“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此时吕留良曾频频出游，写了相当数量的记游诗。他约友人同游南北湖，即景赋诗，许多诗篇都富有强烈的反清意识。这三十多首纪游诗，成集时题为《真腊凝寒集》。另外吕留良还结交了黄虞稷、周在浚等一批新友

　　，写了许多唱和诗，全都收在《零星稿》中。吕留良与黄宗羲由于立身旨趣的歧异，后则绝交。

　　拒仕为僧 讲学以终

　　吕留良晚年，正值清政府对文人进行软硬并施、加强专制统治的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企图笼络当时的一批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留良固辞乃始得免，而与他同时代的汉人汤斌则欣然应试，由于缺乏竞争，后得中高官。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复荐留良。吕留良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去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亦甚众。康熙二十一年秋，吕留良与门人子侄三游南北湖，按出游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诗集名为《东将诗》。这时大清江山日益稳固，吕留良时刻惦记的抗清复明基本上已成泡影，这愈发增加了他的愤世嫉俗之感。

　　留良早衰，年四十余须发灰白齿落过半，且幼有咯血疾，遇有怫郁即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留良重游杭州，所写诗篇收入《欬气集》中。是年八月，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临终前数日，仍勉力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作《祈死诗》六篇，子侄弟子劝其休息，答道：“一息尚存，不敢不勉。”临终时勉励门人“细心努力为学”，告诫后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义”。忽然又说：“我此时鼻息间气，有出无入矣。”门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声音半涩而字义楚楚。随令众人退出，作揖“拱别者三四”。于是从容正容，展伸其足，叉手安寝而逝。留良逝后，“远近之士闻者莫不震悼失图，以为斯道之不幸”。八月十七日，何商隐来吊，泣道：“二十载交情毕矣。伤心！伤心！”陈执斋、陆稼书为文祭奠，黄宗炎作诗哭之，查慎行亦有《挽吕晚村征君》诗。十一月二十九日，留良葬于识村祖茔（在今晚村乡识村东长板桥之西）。

　　夫人姓范，有子七人：公忠（葆中）、主忠、宝忠、诲忠、补忠、纳忠、止忠（毅中）。

　　反清言论 祸及后人

　　吕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曾静等人崇奉留良其说、为其广播，后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被告发下狱，牵连吕的两个学生。吕亦被剖棺戮尸，著作则被焚毁。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传说其孙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

　　辛亥革命后，冤案昭雪。浙督汤寿潜改西湖彭公祠崇祀三贤，列留良为三贤之一。知县及地方绅耆，为建新墓，筑纪念亭于孔庙后，蔡元培为之书额及联，立碑以垂不朽。今县境有留良、晚村两乡，用其名号命名，并于崇福镇筑吕园以为纪念。而近代革命家邹容在扼腕叹息之余更称当时宠荣一时的汤斌为“驯静奴隶”。

　　雍正与吕留良

　　清朝的文字狱，一般的意见都以为到了乾隆时才盛行，自然，以数量而论是如此。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是说的乾隆一朝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雍正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但这最后一着却终于失败了。雍正一死，嗣皇帝乾隆就立刻处死了案犯，并且将雍正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乾隆为这一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到底也没有说得明白。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象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是不能宽恕的。这解释不用说也是支离的，就连他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其实他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尤为危险的。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做文章。吕留良搞过结社讲学，又大量批点时文，在读书人中有颇高的声望，又正好碰到刀口上，被他抓住了。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贯彻下去，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制的契机。而雍正则是它的奠基者。

　　《大义觉迷录》四卷，现有重印本。所据底本有雍正内府刻本与雍正刻本两种，前者是御制的原本，后者则是地方上的翻刻。当日既要使之“家喻户晓”，那翻刻就不只一种两种，印数也必然可观。但被乾隆宣布为禁书之后，就变成罕见本，成了藏书家的宝贝。本来是人人必读的政治教科书，转眼竟成为“防扩散材料”。在浩瀚的禁书目中，因此而出现了仅有的一种本朝皇帝的御制书。凡此种种，都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但要了解曾静一案的真实情况，它却不及文字狱档中所收材料之原始而可信，它略去了案件发生初期种种有趣的事实，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罪该万死”，与“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写过的交代和思想汇报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一切又都经过御览，整理修饰，成为典型的认罪八股，看起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了。

　　此案的发露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向陕西总督岳钟琪上书，这时曾静和张熙用的还是化名，投书的封面上写的是“天吏元帅”，书中“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从岳钟琪的奏折中透露的零散材料，可以知道投书大致内容是反清复明和攻击雍正的种种失德。雍正的反应则是故作镇静，声称“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指出岳钟琪的秘审、用刑是“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还替岳设计了诱供的手段，言词。岳钟琪照办了，对张倬予以优待还“与之盟誓，伪为激切之言”，这样，张倬果然上了圈套，供出了真实姓名居址和一切关系人。雍正满意极了，肯定了岳的做法，朱批说，“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这种灌米汤手法是雍正的拿手好戏，对年羹尧早已使用过了，它也真的有效，立即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雍正又有朱批云，“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殛之。朕之诚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为了收买臣下的忠心，不惜赌咒设誓，这在历代皇帝身上也是少见的表现，但恰好反映了君臣之间的猜疑、危惧。岳钟琪的审问张熙，一定要拉一个满洲大员陪同，也是为了撇清嫌疑。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矛盾与合流，在这里是表现得如火如荼，好看极了。

　　曾静给岳钟琪的原信一直没有发表过。开始时岳钟琪是不敢冒昧呈览的，因为内容实在太露骨了，但雍正却说，“犬吠兽啼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态度似乎颇为从容，但当他看到原件之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是由衷之言。他又庆幸曾静、张熙的自首是一件好事，并表示“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这是下决心作“出奇料理”的开始。雍正经过明察暗访，知道“逆书”中指斥的情节，并非出于投书者自己的捏造，而是流布已经十分广远的公论，加以掩饰将是毫无意义的。他分明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即使是在封建社会里，舆论自也有它的力量，这正是一个好例。按照惯例，曾静也将雍正的罪恶归结为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具体内容从雍正自己的辩护词中可以约略窥见，这是清初著名的公案，有不少学者都曾加以考证论定了，总之，这里说的是雍正做皇帝是否够格的问题，到底还是次要的。《大义觉迷录》中所载第一道上谕的主要内容则是有关夷夏之防的辩论。

　　雍正说，“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他把少数民族的问题说成是籍贯问题，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今天看来，这已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他的说法也含有不少合理的成份了。何况他也并未完全回避异民族的事实。“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拒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骂乎，骂人乎？”这里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外夷”，晓晓争论，有如小孩的相骂，这样的上谕也是少见的。

　　雍正又推论华夷之论，盖起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还指出中国幅员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事实，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SPS=1018>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雍正还举出了圣经贤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明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就接下去顺理成章地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等所说的昏恶了。当然还免不了指天罚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看来他的处理此案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挥泪书此”这些话都说明他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

　　岳钟琪在审问张熙时曾盘问“平日往来相与之人并其所祖述师承之具”，据供，“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这是此案率涉到吕晚村并引起雍正注意的开始。所说不肖子孙是指吕留良子、考中进士的吕葆中，此时亦已死去。文集是指《吕晚村文集》，雍正初刻本。晚村诗集没有旧刻，只留下一些传抄本，张熙所抄大抵就是这一类。

　　《大义觉迷录》卷四差不多就是批判吕留良的专卷，方法是首先打掉吕留良明遗民的头衔。清朝对待明遗民的态度是既防范也尊重的。固然希望他们出来为新朝帮忙，可是对真的降顺过来的又加以鄙视，修“二臣传”就是一种表示。这种看来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只能用封建道德标准的忠字来解释。统治者需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恨的是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角色。二臣既然背叛了前朝，那就不可能是新朝的可靠帮手。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是不能不表彰前朝的孤忠，正是为了效力新朝的榜样。清初的隆重为明遗臣赐谥予祭，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主子虽然换了，奴才固有忠的道德是不能变的。而吕留良却是考中过清朝的秀才的，一入黉门，君臣之份就定了，再行反复就将不齿于士类。雍正说，吕留良“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雍正接下去又对吕留良著作中的“悖逆狂噬之词”，举例加以批驳。雍正当日接触的吕留良著作，除日记已经消失外，文集还留下了雍正初南阳讲习堂原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后附“男公忠谨述”的《行略》。少加比勘，就知道雍正当日是颇为细心地通读了原书的。也确能摘出一些反映作者思想的词句。如文集中“德<SPS=1286>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等等，其实这样的词句在文集中是所在多有的。文集卷五有“秋崖族兄六十寿序”一文，看题目大约是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的，然而不然。文章一开头就说去常熟为钱牧斋庆祝八十寿辰的事。这钱牧斋就不是清的统治者喜欢的人，他自己的著作全部被禁且不说，任何文字只要牵涉到钱的名姓议论，也得一律抽毁。钱牧斋对吕留良说的一段话更是皮里阳秋、意在言外，他说，你算了吧，要为我祝寿无过于引用彭祖的先例，但彭祖又怎样呢？“八百年内享升平，歌暇豫，轩眉皤腹，开口而笑者，固无几也。”这一通牢骚又引起了吕留良的一大段议论。他说，照彭城的旧例，为吕姓家族祝寿，“必以蒲州也，……言长生家必明为宗。然吾数其后，未四十年，遭金统之难，区宇糜烂，又五十余年而阴山微种，开门揖盗，燕云以南，无复人理。数不满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酷也。宋德□长，东罢于耶律，西躏于拓跋，完颜蒙古，相继甘人。磨刀吮血，腥闻过百年。是蒲州所阅历，固有倍蓰于彭城之八百。……则变乱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测，抑又烈矣。湘潭岳鄂，汴淮吴越之墟，耳断鸡犬，目断爨烟，……狐狸叫嗥，鼷鼠<SPS=2472>迹。城郭如故，寂无人声。”结论是这种世道，即使有长生之术怕你也不情愿吧。这一大段议论，可以说明吕留良对清初政治形势联系历史旧事作出的完整估计。在雍正看来，应该是极端狂悖的，但却轻轻放过了。

　　雍正又摘引行状中的话，“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查原文前有“甲辰岁”三字，后有“己酉葬于南屏出石壁下。”这正是说的张煌言，也暗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不好明说而已，雍正似乎并未能觉察这一节。又文集卷四有“答徐方虎书”，是留良落发为僧后所作，中有云：

　　“有人行于途，卖糖者随其后，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皇遽无措。回顾其人曰，‘何太相逼’！弟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这里很巧妙地说明了他对清政府剃发令、推举山林隐逸等一系列措施的态度。逼到无路可走时只能用落发来招架一阵。心事说得十分清楚，雍正也看得明明白白，在摘引了若干条文字后，下结论道，“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阎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在雍正看来，曾静是“山野穷僻，冥顽无知”的人，他的谤讪只是因为误听了流言，又看到吕留良著作的结果，结论是“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至于吕留良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恣为狂吠，坐致盛名”，使读书人“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甚至地方官吏也怵其声势与徒党之众，不能不加意周旋。“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再看吕公忠所作的“行略”：

　　“时同里陆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选政，每过先君，灵左请与共事。先君一为之提倡，名流辐辏，玳延珠履，会者常数千人。……人谓自复社以后，未有其盛。亦拟之如金沙娄东，而先君意不自得也。”

　　可以看出，吕晚村并非只是一个批选八股文的专家，实际上已俨然成为一方社盟的宗主，一言一行，都为人们所信服、景从，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声望，使地方大官也不得不敷衍周旋。如果这样的人物平日发出的都是“狂吠”，而“狂吠”又立即转化为公论，对统治者说来实在没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事了。“行略”中又引录了吕留良的一首遗诗：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吕公忠说此诗“人莫测其所谓”，当然是打掩护的话。这哪里瞒得过雍正，，看不出是一首明明白白的政治异己者的宣言呢？

　　《大义觉迷录》卷末附有曾静的“归仁说”，是一篇悔过书与讲用稿。从中可以窥见曾静被宽免以后奉旨往各地宣讲的某些内容。其后半主要也是批判吕留良的。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是得到了雍正的肯定的，“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为感格之人”。对自己的“出奇料理”是很得意的。

　　雍正的政治敏感与魄力都是少见的，他又很精细勤奋，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英雄，不过曾静在《知新录》里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即谚所谓光棍也。”曾静说的是迂阔话，但他指出雍正是光棍却是不错的，光棍也就是流氓，流氓皇帝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但象雍正这样的却极少。看他对付读书人的手段，从吕留良到钱名世，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他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流风余韵，至今还没有消歇净尽，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风水www.azg168.cn）

　　一代儒医吕留良的冷暖人生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和出版家，也是一位以民族气节称誉天下的颇负盛名的儒医。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曾经称他为“一代豪杰之胤”。吕留良从 32岁起，拜“浙中二高”之一的名医高鼓峰为师，研习中医药学，尽得其真传，至46岁结束悬壶行医生涯，留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珍闻轶事。

　　吕留良，字庄生，号晚村，别号吕医山人。少攻举子业，为邑诸生。死后四十年，受雍正朝曾静案所兴文字狱的株连，被剖尸戮棺，著作被销毁殆尽。吕留良25岁被迫应举成了秀才，后与友人陆雯若、吴之振、吴自牧等人结社，评选时文，抨论八股取士的利弊得失。选刻的“天盖楼”选本，风行全国。38岁时，吕留良拒不应试士子，被革掉秀才。从此便归隐南阳村创立南阳讲习堂教授弟子，传播朱熹的学说。他一面行医自给衣食，一面经营刻书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晚年逃避朝廷的征召剪发为僧，改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隐居不仕。

　　顺治17年(公元1660年)，吕留良患病卧床不起，经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之弟黄宗炎的介绍，鄞县名医高鼓峰至语溪，为吕留良诊脉疗疾。高斗魁，字旦中，号鼓峰，四明(今浙江鄞县)人。习儒精医，治学宗明代医学家张介宾、赵献可，是中医易水学派的代表医家之一。他临证强调脉、症、时三者互参，对儿科的麻痘惊疳和妇科的胎前产后病亦多治验。撰有《医家心法》三卷、《四明医案》一卷传于世。清代医家胡念庵称其“所言多奇论，治病多奇中”。吕留良病愈后，曾以：“村醪有味天然淡，野菊无名分外香”的诗句相赠，二人遂结为知己。是年秋天，高鼓峰也寓居崇德行医施药，吕留良遂拜其门下学习医学药理。“医废终年学，书堆满屋贫。生惭皇甫谧，犹得读经旬”。这便是他习医研药刻苦攻读医学经典的笔录。康熙9年(公元1670年)，高鼓峰病逝。吕留良亲赴宁波料理他的丧事，表明他对这位医友文朋的依依深情。“愿随正叔长论易，真为云翁更学医”。

　　吕留良虽然学医于高氏，亦遥承张介宾、赵献可的学术思想，推崇温补法。主张随证论治，师古而不泥古，立法处方颇有特色。《东庄医案》录集了他临症治验的30多个医案，多用人参与地黄，反映了他的辨证思维观和用药风格。吕氏曾治一名久患下血的病人，忽然滞下、口渴不饮，继而体热、脉洪数。吕留良先用白术、茯苓、山药、薏苡强其脾气以统血，次用黄连、泽泻、丹皮等以解其郁积之热；然后用熟地、当归、芍药等以复其阴，使病人痊愈。纵观其脉案，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窥吕留良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的一斑。

　　康熙13年(公元1674年)，在理学大儒张履祥的劝说下，加之吕留良忙于著述、讲学和经营“天盖楼”刻局，停止行医。他在《复翁卫公书》中说： “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药，并叩关谒医者，一概因辞”。从而结束了长达14年的歧黄生涯。吕留良一生的著作颇丰，虽几经禁毁仍流传于世。其中的医药学著作有，评价赵献可学术思想的《吕氏医贯》，记录其临症验案的《东庄医案》等。吕留良在他的诗作中，亦有描写自己卖文卖药隐居生活乐趣的句子，如“系门邻借撑农具，出港人从写药方”等，都具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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